孟子再為王道下一個定義，“以德行仁者王”，以最高的道德政治為中心來施行仁政，就是“王道”。而以道德政治為中心來施行仁政，就是“王道”。而以道德為基礎的仁政，則不在乎土地是否廣大，人民是否眾多，武力是否強大，經(jīng)濟是否雄厚等問題了。他并且舉出歷史的例子作說明。這里要注意，引申孟子的思想，姑且裁定堯、舜、禹三代是上古最純粹的、不著意的、本然而行的王道。他在這里所舉的，是后世所稱道的吊民伐罪——有所為而為的王道的代表。然而這一典型，也往往被后世假借而利用。他說，像商湯開始起來的時候，領土只有七十里;而周文王在開始建國的時候，領土也不過百里而已。幅員如此之小，他們卻能夠實行仁政，因為他們實行之初并不是企圖擴大領土，成為大國，也沒有其他的野心。那是以一個道德的政治思想做原動力，所以不需要假借一個大國的力量去行使仁政。
   中國的歷史哲學中充滿了儒家的色彩，而儒家從孔子開始，首先提出湯武吊民伐罪的革命事業(yè)。孔子平常不多談湯武革命，到了孟子的時候，才比較提到湯武革命吊民伐罪的王道精神。但是，我們前面曾經(jīng)提過，古人很多對于湯武的革命抱有懷疑的態(tài)度，尤其是司馬遷。在《史記》的《齊太公世家》里，他很巧妙地表明了對湯武革命的看法，《史記》之難懂，就在這種高明的處理手法。當他記敘周文王、周武王如何創(chuàng)業(yè)、如何興起時，全篇都是好話，但是他的文章里有塊“骨頭”，這塊骨頭沒有擺在這里，而是擺在《齊太公世家》里。齊太公就是姜太公，當他遇到文王、成為文王的輔政以后，司馬遷用“陰謀修德”這四個字點出文王把道德仁義作為陰謀的手段，說明文王、武王還是假借仁義而已。文王與姜太公兩個人“陰謀修德”，這四個字，就表明了司馬遷的看法，說出了歷史事實的真相。他的文章真厲害，好像把一個釘子釘?shù)搅硪粋€不受注意的地方。你不把這個釘子找出來，則全篇的關鍵、整個的觀念就搞不清楚了。
   不過話說回來，這是歷史哲學家司馬遷的觀點！歷史哲學家們所要求的，是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，對民族文化的精神負責，所以他是不顧一切的，只為發(fā)揮正義而秉筆直書。但是，歷史上多少還是有些隱晦的地方，基于私德，司馬遷不便作露骨的批評;基于公道，司馬遷又不得不說出微言大義。于是他運用高明的智慧、優(yōu)美的文字以及巧妙的手法，完成了這部巨著。所以，這部《史記》傳下來，他敢吹這個牛說“藏諸名山，傳之其人”。因此我們讀《史記》，必須細心體會。否則，很多關鍵就忽略過去了，而不能懂得《史記》的真義。
   孟子更進一步引申王道精神說：“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贍也”，后世的霸道以權力、武力去征服別人、懾服別人，而在表面上被征服、懾服的那些人，內(nèi)心并沒有真正地被降伏或佩服這種征服者。實際上，只是因為自己力量不及，無法對抗，只好投降，作出服從的表示而已。做人也是同樣的道理，假如你比別人狠，比別人能干，比別人有錢有勢，別人只有聽你的，只好對你好了。譬如說你是一個有錢的老板，你公司里的職員因為要向你領薪水，只好聽你的，但是他心里不服你，也不一定佩服你。